澳大利亚知名公共管理学者欧文·E.休斯的代表作品《公共管理导论(第五版)》近日由豆豆传媒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在该书中,休斯教授考察了公共管理领域五种可能的典范,并提出: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是一种典范;新公共管理不是一种典范;治理不是一种典范,尽管它有很多明确的变体,如数字治理或网络治理;公共管理可能是一种典范,但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术语,其中可以有变体;公共价值可能是一种典范。 本文简要介绍了跟上述典范相关的几个核心专业术语,即公共行政、公共管理、新公共管理、公共政策、治理、公共价值。对于想要初步了解公共管理世界的读者而言,这些术语非常关键。正如该书主译人张成福教授在译者前言中所说,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公共管理的模式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作为一种理论探索,公共管理乃是科际整合的研究领域,从不同的视角和途径出发,对公共管理的具体含义会有不同的理解。查看详情>>
目前,关于人口健康变迁的类型研究、人口健康变迁类型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研究尚不充分。本研究在提出新的人口健康变迁分类框架的基础上,分析了 1990 – 2016 年间全球 194个豆豆传媒和地区在疾病压缩和疾病扩张方面的分布情况,并进一步探讨了收入不平等在这些分布中所发挥的作用。 本研究使用了全球疾病负担研究2016(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6)提供的健康数据、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Standardized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 version 8.2)提供的基尼系数数据,此外还纳入了社会人口指数、健康可及性与质量指数、人口健康变迁的主驱致因作为控制变量。查看详情>>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路径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既有研究分别从权力、制度和技术3个角度给予解释,但研究视角单一、理论提炼较少,目前学界缺乏总体性视角和理论化研究。本文构建了治理结构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理论框架,以期对“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路径作出理论解释和探索,选取2017~2018年289个城市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验证本文理论框架。研究发现:成立行政审批局和政务服务中心进驻部门与事项的职能整合路径、运用网络技术提供在线服务的数字化运作路径、成立大数据局和政府信息公开的信息共享路径,分别构建了平台界面、数字界面和信息界面,实现基于界面的政企互动,降低了政企沟通、信息和合规成本、优化了城市营商环境。以上3种路径的验证为营商环境的优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总体性理论框架,“放管服”改革将条块结构转型为界面结构,实现界面式互动,通过解决有限理性与投机、制度摩擦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查看详情>>
本文基于北京近年实施的 “接诉即办”改革,指出政策制定者越来越依赖“基于通过公众投诉系统收集的信息”的绩效排名制度,以提高基层政府的问责、透明度和响应度。通过分析基层政府是否根据其排名位置和受同一上级政府监管的同行数量(即管理跨度)来战略性地调整其响应度,进而对现有文献作贡献。 为检验提出的理论关系,本文构建了一个原始面板数据集,其中包含2019年2月至2020年12月期间北京333个基层政府的每月响应度信息、社会经济特征、以及领导力特征。实证结果一致表明,某月的高(低)排名和下月的基层政府响应度的下降(上升)有关。此外,随着管理跨度的扩大,排名位置对基层政府响应度变化的影响会减弱。本文还使用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验证理论关系。查看详情>>
随着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和5G通信网络等智能技术的引入,城市正在成为一场前所未有的自我实验。“城市作为实验”并不仅仅是将城市看作研究对象,而更是指城市在非实验室环境中自我实验的一个过程,强调城市的变革、规划、演进是一个开放式的实验,即意味着预期结果与不确定影响并存[1-4]。通过实验,智能技术被逐渐应用于城市的生产与生活,试图提升或重新塑造城市的治理逻辑、功能形态和运行管理,而城市化过程本质上就是经济、社会和技术融合共进的赛博格(cyborg)形式[5]。城市作为实验有着多种干预形式,例如自动驾驶汽车商业化试运营的试点、智慧城市试点城市的应用场景、推动技术创新和社会学习的城市实境实验室(Urban Living Lab)等。这些实验被学者视为意在改变城市的政治、认知、本体以及物质的社会技术实践[6],背后交织着社会和政治过程,所产生的结果具备偶然性并取决于具体背景,尤其是参与实验的行动者以及实验本身的意图与逻辑[7]。简而言之,城市成了智能技术实验的承载体,同时也递归*地与智能技术相互影响。查看详情>>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是促进我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豆豆传媒式现代化的重要环节,需要结合基本国情和发展途径,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 当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5.2%。随着城镇化进入中后期,我国迎来城乡融合发展的时代,位于“城尾乡头”的县域成为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载体。从去年5月针对县城城镇化的首个中央层级政策文件出台,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再到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分别强调“深入推进县域农民工市民化,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同常住人口挂钩、由常住地供给机制”“完善城市特别是县城功能,增强综合承载能力”,县域的战略支点作用日益凸显,高质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县域市民化势在必行。查看详情>>